當前，以大數據、云計算、人工智能等為代表的數字技術正成為引領政治、經濟、文化和社會的關鍵性革新力量，它不僅重塑了人類的交往模式和認知結構，促進了知識傳播和創新思維的廣泛融合，也重新定義了黨建工作的技術環境和社會環境。信息技術應用到黨建工作中，既是信息化時代發展的客觀要求，也是黨建工作改革創新的必然要求。在此背景下，主動探索數字黨建新模式，推動黨建工作理念、功能、結構、機制等深度轉型，已經成為全面提升黨建工作質量的關鍵性舉措。

數字黨建為黨建工作正向增益

數字黨建是政黨基于數字基礎設施的賦能與重塑，將數字技術嵌入黨建工作的實踐，架構起了一套以數據為基礎、以互聯網技術為工具、以算法為支撐的賦能體系。黨建工作現代化是指運用現代科技、管理理念和手段，對黨建工作進行全面的創新和升級，這不僅涉及黨的組織體系、活動方式、管理機制的現代化，還包括黨的理念、文化和制度的整體性革新。在技術賦能的加持下，數字黨建為黨建工作價值理念塑造、業務流程升級、服務方式轉變等帶來了系列正向增益，成為推動黨建工作適應時代發展的必由之路。

基于“+數字技術”的電子黨務、網絡黨建等黨建信息化模式，主要是將信息技術、網絡技術等工具化手段有限地應用到黨建工作中，對現有的黨建業務工作和服務進行升級和優化。而基于“數字技術+”的數字黨建，不再局限于技術與黨建的簡單疊加和移植，而是要利用數字化理念、數字化方法和數字化手段對黨建工作進行整體性革新和系統性重塑，形成一種跨界融合的創新模式。因此，我們要把數字黨建放到百年未有之大變局、第四次科技革命和縱深推進全面從嚴治黨、自我革命的視域中進行把握，推動數字技術全方位、全過程融入黨建工作之中，充分發揮技術優勢和黨建優勢的疊加效應，實現新時代黨建工作的提質增效。

依托數據分析和挖掘技術，數字黨建平臺能夠更加廣泛、全面地采集、分析和處理海量數據，從而開創“用數據說話、用數據決策、用數據管理、用數據創新”的黨建工作新模式。這有助于克服傳統黨建主觀性強、不易量化評估、難以應對復雜多變情況等局限，促進黨員教育個性化、黨員管理精準化和黨建決策科學化。數字黨建平臺通過對黨員瀏覽網頁、活動參與、消費偏好、使用習慣等行為數據，以及年齡、性別、職業、地理位置等屬性數據的記錄和分析形成“黨員畫像”，能夠為黨員群眾提供更加個性化、精準化的教育、管理和服務。基于黨建工作運行數據的深入分析，數字黨建平臺能夠評估既往黨建工作的效能，預測黨建政策措施的成效，使決策過程更加科學和準確。

近年來，機器學習、自然語言處理、知識圖譜和推理等人工智能技術的成熟和推廣應用，為黨建智能化轉型提供了深層動力和關鍵支撐。在人工智能尚未深度嵌入黨建工作之前，數字技術主要起輔助作用，通過信息技術手段實現黨建數據的電子化、業務流程的自動化。隨著人工智能技術在黨建領域應用場景的拓展和深化，數字技術的定位實現了從技術輔助向智能引領的轉變，人工智能技術成為推動黨建工作轉型的重要變量。特別是深度學習、大語言模型、虛擬現實、增強現實等智能技術，不僅能夠高效處理黨員管理、活動組織、考核評估、數據統計等黨務工作，還能有效增強黨員教育、組織生活和黨群服務的互動性、沉浸性和參與度，為構建學習型、服務型、創新型黨組織提供了新方法和新路徑。

數字黨建要應對算法的復雜性

數字黨建離不開先進技術的支撐，大數據、算法和算力等構成了數字黨建的技術基座。近年來，盡管我國在數字基礎設施建設、基礎理論研究和產業應用等方面取得了不俗的成績，但仍面臨核心技術研發能力不強、應用場景拓展不足和數據資源共享不暢等難題。在技術研發方面，與西方國家相比，我國在芯片制造、算法開發等方面還存在較大差距。這不僅限制了數字黨建平臺的功能創新和服務優化，而且可能加大對外部技術依賴。在應用場景方面，當前，數字技術已經在黨員教育、組織管理、黨務公開等方面得到應用，但與黨建工作的全面性和深入性需求相比，仍存在較大的發展空間。在資源共享方面，由于缺乏統一的數據交換標準和可行的數據共享機制，不同系統和平臺之間的數據難以實現互聯互通，“數據孤島”成為制約數字黨建系統性功能發揮的主要障礙。

作為數字黨建的關鍵核心技術，智能算法本身具有正面影響與負面影響并存的復雜性。與算法應用相生相伴的“信息繭房”“算法黑箱”“數字鴻溝”等風險因子，對數字黨建高質量發展提出了新的挑戰。“信息繭房”可能導致黨員陷入同質化信息的惡性循環，難以接觸到多元和廣泛的信息資源，從而制約黨員綜合素質的提升和批判性思維的培養。“算法黑箱”是指人工智能算法決策過程的不透明性，用戶或外部觀察者難以理解算法復雜的運行邏輯和決策過程，如果訓練數據存在偏見或算法設計不夠公平，“算法黑箱”可能削弱黨建決策的公開性和公正性，影響黨建工作的公信力。“數字鴻溝”則會導致不同年齡、地區和社會背景的黨員，在接受和利用數字黨建平臺上存在差異，阻礙黨建工作均衡發展。同時，數字黨建實踐中的形式主義問題亦不容忽視，對數字技術應用本身的片面強調，極可能造成本末倒置，增加黨務工作負擔。

數據信息是數字黨建平臺運行的基本要素，離開海量數據的技術平臺將寸步難行。相比于一般的數據信息，黨建數據和黨員信息又關系到執政安全、黨內秘密等。因此，如何在維護黨建數據安全、黨員隱私不受侵犯的前提下，保證黨建數據的完整性、可用性和機密性，就成為一個現實難題。在數據采集環節，數字黨建平臺為追求數據全面性和豐富性，會在未經授權或充分告知的情況下收集黨組織和黨員信息，這不僅增加了黨組織和黨員信息泄露的風險，也損害了黨員對數字黨建平臺的信任度。在數據存儲環節，由于技術保護措施不足、數據管理機制不健全，使存儲的黨建數據容易遭受黑客攻擊、非法訪問或錯誤操作，導致數據泄露、丟失或損壞。在數據使用環節，數據使用規范和監管機制的缺乏可能引發數據濫用和算法偏見問題，從而侵犯黨員隱私、損害黨員利益。

增強黨建數字化轉型的創造性

問題是時代的聲音，也是行動向導。在黨建工作快速發展進程中，各級黨組織和黨員干部應不斷提高思想認識，增強推進黨建數字化轉型的主動性和創造性，既要把握發展機遇，又要防范潛在風險，積極穩妥推動黨建工作數字化轉型和智能化升級。

推動數字黨建是一項復雜的系統性工程，涉及政黨建設、科學技術、人才隊伍和社會治理等方方面面，需要從強化頂層設計入手，推進黨建業務架構從分散化模式向平臺化、集成化模式轉變，構建跨部門、跨區域、跨層級、跨業務、跨政企的協同聯動機制。一方面，要推進數字黨建與數字經濟、數字政府等領域銜接融通。通過建立數字黨建標準體系，明確技術標準、管理標準和服務標準，統一數據標準和接口協議，才能確保數據的高效流動和安全使用。進而整合并優化黨建資源和治理資源配置，促進業務協同合作。另一方面，要促進數字黨建與傳統黨建互動互補。數字時代的黨員既存在于虛擬空間，更是現實社會中鮮活的個體。推進黨建工作發展，不能簡單地以“鍵對鍵”替代“面對面”，以虛擬交往取代真實交往，要始終以堅持和完善黨的領導、服務黨員群眾利益為出發點和落腳地。

數字技術是數字黨建高質量發展的關鍵，只有不斷夯實技術基礎，才能更好地服務于黨建工作發展新要求。在技術研發上，黨政部門要加強與專業技術企業的合作，加快數字技術基礎理論和關鍵技術研究，為數字黨建平臺提供有力的基礎設施保障。在應用場景拓展上，要深入分析黨建工作需求，精準識別數字技術應用的潛在場景，推進數字技術成果向黨建領域延伸和轉化，建立健全黨建數字化生態體系，增強數字黨建應用、系統和平臺的耦合聯動。要及時將虛擬現實技術、元宇宙和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最新技術，應用于黨員教育管理和黨群服務等黨建實踐中，增強黨建工作的現代性和吸引力。

發展數字黨建，必須以健全法規制度體系和責任落實機制為根本保證。首先，完善法律制度體系。要緊密結合數字黨建的現實需求和發展趨勢，持續推進數據安全與隱私保護、網絡內容生產與傳播、技術標準與操作規范、知識產權與用戶交互等方面的法規制度建設，建立數字黨建平臺研發運行的基本原則和操作規范。其次，健全責任落實機制。在明確責任主體的基礎上，不斷完善數字黨建工作績效評價和激勵機制。發揮數字技術全過程管理優勢，加強數字黨建工作評估和監督，確保法規制度執行到位、相關負責人責任落實到位。最后，規范從業人員行為。要加強算法工程師、產品設計師、運維工程師和黨務工作者的職業道德和法規制度教育。同時，黨組織要結合數字黨建工作實際，制定職業行為準則和激勵約束制度，引導從業人員規范自身行為，才能有效確保數字黨建工作健康可持續發展。

注：本文系轉載

（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“‘數字黨建’驅動黨建工作現代化體系構建與實現路徑研究”（22BDJ095）階段性成果）

（作者系電子科技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）